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最大失误在教育

                                     王贵成/文

邓小平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总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把握，成绩的取得自不必说，就是对中国发展失误的地方，也是分析得头头是道一针见血。

1989年3月23日上午，时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确实如此！不但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如此，就是算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发展的失误依然是在教育方面。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免不了有点失误，只要及时纠正了，对事物的发展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伤害。可悲的是，我们的失误不是一次，而且根本不去纠正，可以说是一误再误，以致中国教育走上了一条积重难返的沉疴之路。

                             一

善良的人们还记得十多年前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吧？ 中国的教育掌舵者竟然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让教育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于是，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各级各类学校几乎全变成了产业。家长们钱多的就让孩子上好学校，钱少的上差学校；到了上大学更是如此，大款老板权贵们提前就把子女的户口移民到北京这类分数低的地方，没来得及用移民这招的，也千方百计用钱弹让子女攻进名牌大学的校门；而对于穷人们，即便算你考上了好大学，高额的学费也会让你望而却步，甚至演出一些家破人亡的悲剧。纵然你凭分数实力上了好大学，天上人间的大学生活也会让你英雄气短扼腕长叹。

这两年，各级政府官员都学乖了，见人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把教育当作公共服务产品对待的，于是在正式场合都慎提“教育产业化”这几个字了。而在骨子里，发展教育用的还是产业化的思路与做法。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几年一路迅猛飙升的教育收费，一直居高不下，愈演愈烈。尽管教育部为平民愤，每年都要派不少检查组到各地去查，据说战果颇丰，光2006年就清退违规乱收费13.2亿多元，还撤职或免职了794名校长，按教育部的行话说是“教育乱收费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我不知道，这“有效” 二字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级学校面前，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这不过是教育“乱”收费的一点，而教育政策允许的高收费却在一路高歌地猛进着。尽管国家法律明确保障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在高额的学费面前，教育的不平等却触目惊心地存在着。教育高收费的后果已经可怕地显现了出来，大量并不富裕的老百姓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由此造成的灾难是永远难以弥补的，它需要几代华夏儿女用惨重的代价去偿还。

2006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对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纷纷发表见解，有关部门自然要做出一些反应。在回应“上学贵”问题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出来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见解：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新华网》2006年3月6日）乖乖！在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指导之下，上学已经变成像穿衣服一样的消费行为了，那钱少的没钱的只能量力而行了！

                              二

要想发展教育，国家必须切实拿出点重视教育的诚意来，从经济上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这样教育之舟上的船员们才可能一心一意鞠躬尽瘁地为教育去奋斗。可是现实却常常让人失望至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的比例，一直过了18年到了2012年才勉强实现。当然了，关于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的政策早就出台了。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已经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4条更是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如果能按照这部教育大法实施的话，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不知早已超过4%多少了。可惜，我们一次次成了“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但18年里的无法实现这一可怜目标，而且2002年到2003年间，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06%的倒退。截至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9%。

　　难道是4%的目标定得太超前了？只要我们睁大眼睛看一下世界，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一目标原本就是“小儿科”的。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世界各国不管穷富，都舍得在教育上大把花钱，而我们这个常爱把“科教兴国”、“教育立国”喊得惊天动地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却反而显得有些鄙吝不堪。

这是为什么啊？一个教育投入的4%目标为什么这么难实现啊？忧国忧民之士常常仰天长叹问天问地，可苍天无语大地沉默。倒是政府官员们回答得振振有词，“财政困难”啊。前几年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就这样表示，财政性教育经费至今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这也制约了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等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比例。赵司长官高位尊，识见本该比我们这些屁民们高明，想不到却用了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糊弄，看来，他是真的把老百姓当屁民了。我这个屁民虽然不像赵司长一样见过大场面，但根据官方有限的信息公开，也清楚地知道，教育投入上这么小手笔，根本不是差钱的缘故。

地球人都知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这还差教育投入上的那点小钱吗？现在我们中国可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了，可不是一般的有钱，那是相当的有钱。不但花巨资举办了前无古人（如果中国不再举办的话）估计也是后无来者的奥运会，而且在轨道交通、高速铁路这些建设项目上面，动辄就是成万亿的“慷慨”投资规模。看看我们有钱以后的大手笔，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啊！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也不用再过穷日子了，行政开支，接近政府支出的四成。说得具体点就是，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开支占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比例，2003年为37%，2007年为38~39%；如果剔除预算外收费等，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法制晚报》2010年12月6日）而2000年左右，其他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他们仅相当于中国的1/5~1/20。

特别让人欢欣鼓舞的是，领导亿万人民共同富裕的公仆们终于率先富裕了起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综合各方面数据显示，推算2006年的政府“三公消费”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其中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是3000亿元左右，公款吃喝2000亿元左右。尽管取得了2009年压缩158.06亿元，2010年压缩57.51亿元的不俗成绩，简单推算一下就可以知道，目前的“三公消费”至少已超万亿。

如果能把成万亿“三公消费”稍微节省一点，如果政府行政效率不要太低下政府机构不要太臃肿不要造成那么大的浪费，如果形象工程面子活动造成的浪费能小一点……这个4%的目标会18年都实现不了吗？这个尴尬的事实让“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苍白无力，“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更是有些荒唐可笑。

如果任由中国发展最大的失误还继续在教育方面辗转反侧，不肯悔改，还舍不得在教育上大把投入的话，无情的现实就会报复社会，现在已露出了端倪。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说：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其它诸多病症，如价值失衡、道德真空、社会无序，假冒伪劣泛滥成风，腐败之风深入人心等等，谁能说，当前社会的这些沉疴重症与我们教育的畸形发展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