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留给时代更为重要的财富，还在于其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于改革难度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把握，以既“悲”且“壮”的勇气矢志不渝地在经济社会领域实施改革。当然，各领域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则刚刚破题。尽管也有少数人对其不满，称其为“经济沙皇”、“中国的巴尔戈乔夫”，但其所主张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显了人们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识，而朱镕基在遭遇种种改革桎梏后表现出的莫大勇气与毅力，则进一步推动了不能不改革这一共识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场合，朱镕基直白地表现出对改革的热忱与决心：“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朱镕基坚持改革的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在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已有所展现。1994年，朱镕基推出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参事室总理后，其言辞浪漫与改革务实之风不改。至今，人们还在反复品味其新任国务院总理时的誓言：“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现在很多领域，我们依然沿用他的智慧与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分税制管理体制至今仍在实施，增加了中央财权，使我国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缓解，并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从市场化角度规范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割断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同基础货币的联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其职能越来越集中，瞄准监管金融机构与货币市场，通过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同时，货币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贷款规模、现金发行等直接调控方式向贷款限额管理、再贴现、利率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转变。1994年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意义深远。

1994年1月1日，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72∶1，双轨制终于画上休止符。通过此次改革，人民币回归到按市场定价的价格线。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原则的国企改革，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以市场化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有人称，朱镕基的各项制度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与市场接轨的问题。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悲情，也折射出改革的前行路上依然荆棘丛生。改革没有理想主义的“一刀切”，某些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也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改革是一个渐进、改良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也需要耐心与技巧及斡旋，大凡有真知灼见者，也会不约而同地达成这样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