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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93年鲁迅的祖父科举贿赂案爆发后，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幸接连降临。1894年父亲突然大病，一病不起。这时，家庭的一切经济负担、培育子女的责任，都落在了鲁迅母亲头上。母亲只能靠出租几亩水田维持口粮，平时一切开销，只能靠典当旧物和首饰。作为长子的鲁迅，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主动地承担起典当旧物和为父亲请医买药等杂务，从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把旧物典当出去，再到同样高的药店柜台为父亲买药。有好几年，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没在当铺和药店里。尽管如此，也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

　　为母亲祝寿

　　鲁迅从日本回国不久，便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任教育部部员，后又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按鲁迅故乡绍兴祝寿习俗，以阴历虚岁生日做寿，1916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是鲁迅母亲六十大寿，鲁迅先寄回60元钱，给母亲过生日，在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鲁迅的母亲从小爱看社戏、爱听平湖调，为了庆祝母亲生日，让母亲愉快，鲁迅特邀请平湖调演员来家里演唱。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也是鲁迅母亲最欣慰的一天。1918年，鲁迅在西城八道湾11号购置了一套住房，购房当年，鲁迅就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部家属接到了北京。

　　鲁迅的母亲在北京定居时，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每月达六百多元，已是中上等生活水平。经济上再不用母亲奔波操劳，母亲开始过上了安逸幸福的生活。每当母亲生病时，都由鲁迅亲自陪同到医院诊疗，或是由鲁迅请医生来家里医治。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在北大、女师大等几所大专院校兼课，平时抽空还要写作，但他仍尽力抽出时间来，陪同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1923年8月2日，鲁迅迁入砖塔胡同61号暂住，母亲虽然还住在八道湾，但在砖塔胡同鲁迅仍给母亲留出一间东屋，供母亲来时居住。第二年，鲁迅迁入新购置的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住宅，入住不到半个月，就把母亲接来同吃同住。这是一所北京典型的小四合院，鲁迅把最好的东屋给母亲住，自己则住在客厅外接出的一个小棚子里。在这里，鲁迅每次出门，都要到母亲房里说一声：“姆娘，我出去哉！”每次回家，也必到母亲房里说一声：“姆娘，我回来哉！”然后问问有什么事。每月开了工资，鲁迅都要买回各种点心，总是先送到母亲房里，要母亲挑选合意的留在母亲的点心盒里，全家挑剩下的才留给自己。

　　信件不断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与许广平一同生活。北京的家，托付给他的学生、同乡许羡苏看管，母亲也由许羡苏帮助照看。1930年3月以后，许羡苏去河北大名等地教书，鲁迅和母亲开始通信，到鲁迅逝世时，6年多的时间里共给母亲写了116封书信。鲁迅不仅在家书里向母亲报平安，免得母亲挂念，还经常把近照寄给母亲。母亲收到鲁迅寄来的照片，常放在枕边，想念时就拿出来看看。有一次在看鲁迅的照片时，自豪地对同乡俞芳说：“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非常刚正；他从小就不欺侮弱小，不畏强暴；他写文章与人争论，话不饶人；但对朋友，心地却很厚道，很善良的。”这是母亲对儿子一个公正的评价。

　　1929年和1932年，鲁迅母亲两次有病，鲁迅两次赴京探望。到北京后，亲自请医，亲自取药，都到母亲病愈了才回上海。母亲爱吃火腿，鲁迅在上海时，经常寄火腿给母亲吃。母亲爱读言情小说，年轻时就爱看《再生缘》、《广陵潮》、《今古奇观》、《古今奇闻》等，这一爱好保持到晚年。鲁迅多次在上海的世界书局、北新书店购买张恨水、程瞻庐的小说寄给母亲看。如《海上花列传》、《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美人恩》等，有些小说鲁迅自己并不喜欢，但只要母亲爱看，他都毫不犹豫地为母亲购买，有的亲自带给母亲，有的托朋友带去，有的直接寄去。

　　隐瞒病情

　　也同样是出于孝心，让鲁迅对母亲隐瞒了自己的病情。青年时代，鲁迅就发现自己患上了肺结核，但鲁迅一直瞒着母亲，直到临终前才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出了实情。1936年10月19日，距鲁迅给母亲的信仅一个多月，鲁迅就在上海病逝了。母亲听到这消息，悲痛得哭不出声来，直到7天后才大哭一场。母亲含着泪说道：“老大是我最心爱的儿子，他竟死在我的前头，怎么能不伤心呢？”鲁迅病逝后，她尽力搜集各种报纸的报道，北京的《晨报》、《北平新报》、《东方时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申报》、《大晚报》，还有《文学》、《中流》、《作家》等杂志，堆满了半床。从报刊上，鲁迅母亲看到举国上下各界人士对于自己儿子的沉痛哀悼，她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