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丁玲谈到“文革”时说:十年动乱,毛主席,不能说没他的责任,当然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包括你们年轻人,讨论讨论,教育后代……过去的政策有失误,花大力气抓阶级斗争,伤害了不少人;现在只要政策正确,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丁玲生于1904年,卒于1986年。今年是她100周年诞辰。再算一算,她告别人世也快20年了。
对于知晓和经历过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以及建国后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段历史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丁玲。
我上小学刚学会认字造句时,听到大人们在传说当时一件轰动性的新闻:从延安过来的女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那时斯大林还没死,中国和苏联关系算很好。后来又听说,女作家还被邀请去莫斯科在电台上讲话。于是丁玲成了闯入我脑海里第一位现代作家的名字,比知道鲁迅、茅盾还早。我想以后一定要读读丁玲这本了不起的小说。后来,当我坐在中学的教室里,却从语文老师的口里得知,丁玲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还和一个叫陈企霞的组成了“反党小集团”,并且鼓吹什么“一本书主义”,反动极了。课上学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还听老师说,丁玲是在五名烈士牺牲时叛变了,而烈士中胡也频就是她丈夫,后来在大学学近现代文学史、党史,更是把丁玲说得十恶不赦了。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的“伟大运动”,所以把过去已经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重新抖落出来,让全国人民“横扫”、“猛批”,再“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丁玲的名字和“事迹”又绝无幸免地频频出现在大字报和口号中。当时她已在黑龙江农场劳改,1970年时,还被押回北京,关在秦城监狱里。那时的丁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了。听说被批斗得很厉害,还害有重病,试想,既是“叛徒”,又是“右派”,这一劫安能逃得出?
历史终于翻过沉重的一页后,丁玲回到了阳光下,1975年5月,丁玲获无罪释放,并被安置在山西省长治市郊的一个小村子里。1978年6月,她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批准能回北京看病。1979年时,她才被中组部批准,告别山西长治的乡亲们,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首都自己家中。
回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历经了十年灾难的中华大地,正是告别噩梦、喜迎春风、万物复生、百业待举的年月,那时,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都有让人振奋的新闻消息。文学创作、文艺界拨乱反正尤其备受关注,这其中又少不了丁玲的传闻,比如1984年夏秋间,我先后听到丁玲去了南方疗养,后又听到她又回京准备办刊物——和舒群、曾克策划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而这时的丁玲,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去年,看到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王增如女士所撰写的《丁玲年表》,其中对这一年是这样记述的:
1984年(80岁)1月《访美散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月出席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庆祝会并讲话。4月为再版《丁玲散文选》作前言《漫谈〈迷人的海〉》。27日主持作协创委会召开的小说创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欢迎美国总统里根夫人的茶会。28日出席任弼时诞辰80周年纪念会。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5月出席延安文艺丛书出版发行仪式。6月应厦门大学邀请去鼓浪屿疗养。其间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丁玲创作讨论会。7月因糖尿病、肾病住入首都医院。6日看到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11日同舒群、曾克等谈到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的设想。22日为创办《中国》给作协党组起草报告。8月1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组部正式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激动得当即给党中央写信。24日《中国》主编副主编召开第一次会。给作协党组写信要求协助解决期刊登记事宜。写完《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9月参加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为《中国》出版事致函胡耀邦求助。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晚上在城楼观看焰火。5日出席中苏建交35周年纪念会。8日离京去武汉参加史沫特莱纪念会。在武汉大学等地讲演。去沙市、宜昌参观访问。11月为《中国》采写报告文学《一代天骄》。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举行创刊招待会,在会上讲话。12月22日《中国》正式获批准登记。29日出席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12月,一个傍晚,在东城区一座小礼堂里,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了丁玲,听到了她将近一个小时的讲演。这情景距今整整20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
那是一次女作家和部分文学编辑文学青年的见面会。会场借用的是个平日可供小型文艺演出或开会用的小礼堂,不大,最多也就能容二三百人。设备简陋,没有会标,没有鲜花,好像也没有暖气。光线很暗,加上冬天黑得早,所以傍晚开始时就打开了电灯,但照度较弱,台上还算得上明亮,台下则一片黑糊糊的人头攒动。
主持人宣布见面会开始,大家鼓掌,几乎全立起身来伸直脖颈,准备一睹作家们的风采,知道又都是女作家,当时是凤毛麟角啊!那年代,是文学(尤其是小说)火红的年代,一篇好小说常常是全国人民都在读,作家则是民众心中最耀眼的“星”。
女作家们从后台走了出来,走在最前边的就是丁玲,第二位则是当年以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短篇小说而声名鹊起、驰誉全国的青年女作家张洁。后边跟着的还有三四位衣着朴素,但容光焕发的文坛新秀。
我坐的位置离主席台不算近,但看台上的人还算清楚。我看到了丁玲。她率先上了台,深黑色的短大衣裹着臃肿的身躯,分明告诉人们这已非当年的“莎菲女士”和“武将军”,一条花格围巾,随意地系在颈上、垂在胸前,头发茂密已近全白,脸胖,额头眼角织满深纹,看得出疲惫,但情绪还好。主持人礼貌地走过去想搀扶她,她笑着拨开了对方的手……
丁玲讲话开门见山,讲得有条有序,思维快捷,见解深刻。我心里暗暗赞叹:丁玲并没有老!
丁玲谈到“文革”时说:十年动乱,毛主席,不能说没他的责任,当然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包括你们年轻人,讨论讨论,教育后代……过去的政策有失误,花大力气抓阶级斗争,伤害了不少人;现在只要政策正确,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丁玲说到自己当“右派”:这是个老话题了,今天我不想多说。当然,被划为“右派”确实很冤,当了“右派”受的苦很多很多,这同“走资派”在“文革”中的受苦不同。“文革”中有不少人认为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好人,可“右派”就不同了。那时党的威信比较高,党说的,还会错吗?党说“右派”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那“右派”还不是坏人是什么?别人也都这么认为,可“右派”自己却感到真冤枉!
丁玲说到自己在黑龙江农场“改造”:我五八年到的农场,当时已54岁了,是6月份去的,天还很热。王震把我和陈明(丁的丈夫)安排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我刚到时,农场的工人们眼光里充满了惊奇和敌意,过不久,就改变了,他们对我很尊敬很信任。我养过鸡,种过地,当过文化教员,自己编乡土教材,搞过“实用识字法”,把畜牧队变成了扫盲先进单位。我还做家居委员会的事,我负责的那个区,后来被评为黑龙江省先进集体。在那里,大家都叫我“老丁”,年轻人、小孩称呼我“丁大娘”、“丁奶奶”。谁有难事,都爱找我商量,想办法。连姑娘们收到求爱信,也悄悄拿来让我看,帮助拿主意。我收工回家,常常看到屋门口放着不知姓名的人送来的蔬菜。我把那里的农工当亲人,当老师。我还以邓婉荣为模特儿写了《杜晚香》。六六年我因做家居工作出色被评为全省的标兵,可没多久,“文革”就开始了。
丁玲说到自己在“文革”中时讲:六八年6月被关入“牛棚”。北京来人,夜审搞逼供信,但我始终不作假证。
——以上是丁玲讲话大意,因灯光条件差,我难以详作记录。
丁玲在回答听者提问“如何看待自己”时说:“我是有点儿狂,但不多。只是有点儿看不起人,但我不是看不起所有的人,只是一部分人。后来,我想,这也有一点好处。有一点‘狂’,没什么了不起,我那时年轻嘛!但你能老骄傲下去吗?(她举在延安时的例子说)那时有时是不自由的,见的人都是打仗的,粗得很,他们一讲笑话(粗俗的)我就走开了。可是你和他们处久了,待在一起感觉很舒服,会上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完了会,大家都是好同志,好朋友。”
丁玲在回答听者提问“中外作家你最佩服谁”时说:“我最佩服的是曹雪芹。——我是喜欢中国式的东西——《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可我一直没学到手。它(指《红楼梦》)没在讲要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它使你去读,去思索。都是些生活小事,但都合情合理,它不是在‘讲’——现在很多是‘讲’的文字!它是让你细嚼慢咽地去体会。”
——以上是丁玲讲话的原话,我在幽暗的座位上飞快地记了下来,不差不漏。
转过年,即1985年,丁玲在全国四次作代会上被选为理事。她和舒群共同主编的《中国》创刊出版了。接着她又先后赴桂林、长沙、西安开会。5月份出访澳大利亚。7月份就因糖尿病、肾病加重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到了1986年春初,丁玲病情恶化,救治无效,于3月4日离开了人世。
当今,文学界研究者们提出了“丁玲现象”这一概念,并指出它的悲剧和深刻内涵可以和“胡风现象”、“周扬现象”相提并论。作为作家来说,丁玲本身是分裂的两个作家,从她的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替。这从她解放前后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另外,丁玲在人格上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呈现出叛逆的个性,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艺运动中被伤害,而在另一些时候也迷失自己,伤害过别人,如40年代“揭发”王实味,50年代“狠批”胡风,还有萧军、萧也牧,晚年又对沈从文等耿耿于怀,由此失去了不少人的同情……
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破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是以装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丁玲的悲剧也就是我们的悲剧,历史不会重写,但深入地反思,会使我们明白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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