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王洪文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其实，工农出身，并非预防腐败的保证。不论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有导致腐败的可能。当时，这些从基层提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享受高工资。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了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来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没有量入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职权，鸟枪换炮了。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提到的“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马老”是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的第一书记由张春桥兼任。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得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用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一番投桃报李的交换，使王洪文有了物质基础，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现在，有人以为当时的官场都是两袖清风。其实，当时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高官确实廉洁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权谋私也不含糊。权力天生有一种自利的冲动。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作为一条政治学规律，在那个时代照样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