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房妹案提供经典案例，由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房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初步确认，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一家拥有29套房产，均属商品房。报道还披露，翟振锋2002年1月至2010年9月先后担任二七区房管局局长、二七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职务。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为”，已于2011年9月被纪检部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目前是二七区二七新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没有职务。

 翟振锋一度官阶不高、举报不断，却成为贪腐的经典案例。

 我国公务员约为700万左右，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数量不详。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7日的报道，全国共有178.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从侧面透露我国副处级以上公务员数量为178.7万。如果这些公务员户均拥有三套以上的商品住宅或者商铺，则需要536.1套房，如果拥有10套，则需要1787套，超全国保障房总量。

 狡兔三窟拥有多套房产，目的是成为食利阶层。翟家拥有商品物业有一半左右是商铺，如果说拥有住宅主要是拥有资本利得（住宅租金偏低），那么，拥有商业物业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商业食利阶层，商业物业租金是主要收益。中国发展商业之初，就需要支付一笔买路钱。要强调的是，投资房地产风险收益自担，合法合理并无不妥，关键是翟家的财产合法性如何，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了房产，其中是否存在非法之处。

 翟家使用了贪腐官员常用的聚敛手段。

 第一招是靠山吃山，自己管房地产，家人成立房地产公司，进行利益输送。郑州市一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淑萍是翟振锋妻子，该公司注册于2005年8月1日，前法人是王伟斌，现在法人是李淑萍，不是亲戚就是妻子。而另一家兰亭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最初注册人为冯松伟，据披露为翟振锋妹夫。翟振锋之子翟政宏开有两个公司，分别为河南十方艺术馆、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15岁。

 中低收入阶层依靠保障房，因为贪腐有多少保障房收益流入贪腐官员之手？如果曝料者信息披露属实，那么一通公司开发的郑州南溪苑经适房小区项目已经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保障房筹措经费之难众所周知，这笔血汗钱很有可能通过畅通的利益管道源源不断地流到食利官员手中。

 第二招是多重身份。等而上者非法同时拥有中国身份与外籍身份，在一定区域内拥有权势者则手执多张身份证。据央视报道 河南省项城市公安局消息，2011年，“房妹”父亲翟振锋通过关系人王峰，找到秣陵派出所内勤民警张新生，违规办理户口入户手续。从此这一家庭四口人拥有了八个户口，直到网络案发户口被取缔为止。

 多重身份与多处房产一样，也是狡兔三窟的重要手段。翟振锋依靠新注册的户口隐匿财产和房产，一家共购买了29套房产，而他位于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的户口名下，却没有一套房产，翟振锋俨然是一位“清廉”官员。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基础的身份制度可以被官员玩弄于手掌之中，再多的财产公开也将成为摆设。官员以多重身份、以转移资产，对冲未来的公开风险。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未行，狡兔们已经做好防御。

 以往的高铁案例，以及郑州房叔案例，似乎有些项目一半的公共财政经费进入了贪腐者的腰包。希望这只是个案，否则以这样的比例，建立民生工程与重要的基础工程项目所借贷的款项，必然成为大众支付的庞大负债。

 围绕翟振锋案件的处理很难让人信服，处理者将对公众负责，公众更进一步质疑，庞大的利益群体是否形成了互保群体。

 郑州市二七区纪检监察部门2011年已经进行了调查处理，相信以纪检部门的威力，其寻租、贪腐、二套户口等行为已经被掌握。奇怪的是，网络曝光“房妹”事件后，12月28日，郑州市房管局回应：经该局多部门联合调查，被微博举报的业主确有11套房产，但这些房产并非经济适用房，且该业主“与我局领导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同时，查证“房妹”被举报的11套房产，有2套为商品住房，另有9间为商业服务用房，“均不是经济适用住房”。这是以事实掩盖寻租的痕迹：翟振锋现在不是官员，不等于以往任职时没有利用职务寻租；购买的不是经济适用房，不等于没有用寻租的钱购置资产，更不等于开发经济适用房帐务清白。翟振锋被褫夺官职，似乎就保护了其家庭的财产。

 翟振锋案再次显示，公共资源流失严重、基础制度被破坏已经超出想像，更可怕的是，长期寻租如入无人之境，寻租被发现后处理轻如鸿毛，这是在周告大众：官位可以抵销法律惩处，既得利益群体已形成与民意隔绝的保护膜？